中国为什么需要企业软件？

回溯近代以来全球大国崛起的轨迹，背后总有一套隐形的“基础设施”在默默支撑——那就是能够承载顶尖企业管理智慧、推动全行业效率跃迁的企业软件。

从德国凭借西门子、SAP等软件公司支撑工业制造，使其制造业一路保持精密优势，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工业的标准；到美国首次提出ERP理念从而奠定全球企业管理标准，成为通用电气、波音等巨头企业全球化扩张的“效率引擎”，使美国跃升为全球经济的霸主。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能没有伟大的企业软件的。国家需要企业软件，是经济发展逻辑下的必然选择，其定位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正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加速迈进，同样迫切需要属于自己的顶尖企业软件。

为什么需要企业软件？

大国崛起不是个别巨头的“单点突破”，而是一个国家各行各业效率的“集体跃升”。企业软件，其核心价值是将顶尖企业的管理智慧与实践经验进行标准化和规模化，这种领先经验的扩散与传递正是大国经济整体升级的关键动力，推动国家经济走向全域升级。

从国外经验来看，企业软件早已成为大国经济“经验扩散”的核心纽带。ERP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最初为解决物料需求计划（MRP）问题。80年代，一批美国企业推动MRP向企业级应用扩展，覆盖生产、物流、财务等模块。随后美国咨询公司Gartner提出“ERP”概念，强调供应链整合与跨行业适用性，SAP、Oracle等软件公司以此概念为框架，对既有产品进行迭代升级，深化系统模块化集成能力，并在一大批全球领先企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适配各行业的企业软件，成长为全球顶尖的企业软件厂商。这些软件公司通过赋能本国产业效率提升，深度助力两国经济崛起。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中国正面临向“全域升级”的关键转型期。中国拥有一批在数智化转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头部企业，它们在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客户服务等领域形成了成熟的实践模式，但大量中小企业因受制于规模和资金，其运营管理体系的系统建设尚不完善，数智化水平不高，导致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效率落差。而企业软件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经验传送带”：它能将头部企业的“客户管理逻辑”“生产排程算法”“成本控制模型”等优秀经验与先进模式转化为标准化的软件功能，让中小企业以较低成本接入先进管理体系，推动全行业整体效率水平提升。

与此同时，在AI、大数据等技术浪潮中，企业软件的“地基价值”愈发凸显。企业软件为AI技术提供了稳定、精准的数据底座。ERP系统所积累的财务、生产数据，CRM系统所沉淀的客户行为数据，工业软件采集的设备运行数据等，共同构成了AI算法训练的燃料；而AI技术则能激活企业软件的深层价值，实现从流程记录向“智能决策”的升级。在汽车制造业，企业软件采集的生产线上百个维度的数据，经AI算法分析后能实现设备故障的预测性维护，减少了生产线停机时间风险；在零售业，通用型CRM系统结合AI技术，能精准预测消费者需求，帮助企业提升库存周转效率。这种技术协同效应，正在重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为中国经济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强大动能。

此外，在全球技术竞争中，软件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手段持续压缩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空间，技术封锁的范围正从“高精尖”向“基础层”蔓延。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要求Synopsys等EDA巨头对华出口需申请许可证，短期内导致国内芯片设计企业面临工具断供风险；2025年11月，美国再次针对关键软件限制对华出口，试图通过切断软件供给链让中国在高新科技、智能制造等关键产业失去工具支撑，削弱中国在国际软件标准与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威胁关键数据主权与基础设施可控性，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在此背景下，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软件已不仅是市场选择，更是捍卫国家技术主权的战略需要。

为什么需要通用型企业软件？

在企业软件的赛道中，通用型企业软件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从国家层面来看，通用型企业软件是推动产业标准化、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核心支撑。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一套统一的通用型企业软件能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据互通、流程协同，打破“信息孤岛”，使整个产业集群形成协同效应。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上下游企业通过部署通用型供应链管理软件，能实现订单、物流、库存数据的实时共享，当终端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产业链各环节能快速响应调整，极大提升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通用型企业软件能将中国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转化为行业标准，有效打破国外企业软件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话语权。

这种通用价值，往往是企业自建系统难以企及的。早年间很多超大型企业尝试自建ERP系统失败，其最终折戟的核心原因，源自企业自建模式的先天局限：一是专业壁垒，企业软件需融合管理科学、信息技术、行业Know-How等多维度能力，单一企业难以组建如此复合型团队，即便投入巨资仍面临技术迭代滞后问题；二是经验孤岛，企业自建系统仅能适配自身场景，无法吸收跨行业的创新实践，随着时代快速更迭，系统更新滞后，功能逐渐僵化，最终沦为“不好用，甚至不可用”的低效工具。三是生态缺失，通用软件的价值不仅在于系统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服务商网络、开发者生态与持续升级能力，自建系统往往陷入“维护成本高于使用价值”的困境。

通用型企业软件也是降低数智化门槛的普惠工具。对大型企业而言，它能帮助企业快速对接行业最佳实践，避免“闭门造车”式的管理试错，同时依托软件的生态资源实现快速迭代；对中小企业而言，它无需投入巨资组建技术团队，仅需通过模块化配置就能搭建起适配自身需求的管理系统，将更多精力聚焦于核心业务创新。

此外，相较于自建系统，定制化的企业软件同样弊端重重，其问题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类。第一是成本高：定制化需经历需求调研、架构设计、代码开发、测试上线等全流程，周期往往长达1～2年，投入成本是通用软件的5-10倍，让很多有需求的企业望而却步。

第二是兼容难：定制化系统多采用封闭架构，与企业后续引入的财务、供应链、HR等系统难以对接，形成新的“数据孤岛”，不仅增加了开发成本，还容易出现数据同步延迟、系统崩溃等问题。

第三是迭代慢：企业定制化软件的用户群体仅限于单个企业，软件厂商缺乏持续优化的动力，功能迭代速度远慢于通用型软件。在数智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企业的业务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定制化系统往往无法及时跟进这些变化，逐渐沦为技术落后的“僵尸系统”。某能源企业定制的合规管理系统，因无法适配新出台的碳核算标准，只能闲置至今。这些前车之鉴传递出一个关键信息——定制化企业软件看似“量身定制”，实则是“短期适配、长期拖累”，难以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而通用型企业软件则很好地规避了以上问题和风险。

企业软件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德国通过SAP将工业制造的管理经验转化为全球通用的软件解决方案，巩固了其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美国凭借Oracle、Salesforce等企业软件巨头，掌控了全球企业数智化的核心标准，其软件产品服务于全球数十万企业，不仅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益，更成为其输出商业理念、掌控全球产业数据的重要工具。

而中国的企业软件产业在经历了理念创新、技术升维、产品换代、业务转型、产业生态化、市场全球化的积极创新下，在全球市场中已经具有竞争力。这背后正来自三大关键力量驱动：第一是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实践逐步领先并开始对外输出；第二是中国数智商业环境、越来越多企业的数智化创新走在全球前列；第三是中国新一代企业软件已经具有全球竞争力。

作为本土通用型企业软件的领军者，用友正以自主创新破解中国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核心难题。用友深耕企业服务领域37年，服务了6.5万家大中型企业与82万家小微企业，从ERP到BIP（Business Innovation Platform，数智商业创新平台），正是用友率先提出了数智化时代企业软件领域的中国概念。

在产品能力上，自2017年开始，用友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和突破打磨出的“用友BIP”，已成为众多行业领先企业数智化的首选，既为大型企业提供一体化的数智管理和运营能力，也通过YonSuite、畅捷通T+Cloud等轻量化产品让中小企业以更普惠的成本接入智能管理体系，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加速成为数智企业。

在生态能力上，用友的生态体系拥有ISV合作伙伴超3800家、专业及增值服务伙伴超1000家、院校及培训伙伴超过5900家，注册开发者超过117万，生态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为客户提供专业化、便捷化、规模化的数智化服务。

在替换工程能力上，作为国内替代国际厂商企业应用系统最多的软件提供商，用友所倡导的“价值化国产替代”理念，不是简单地用国产的ERP替换原来欧美厂商的ERP，而是要以新一代的技术、平台和应用将企业软件的数智化升级与信创化国产替代相结合，为客户创造双重价值，并通过大量实践，将“价值替代”推向全新高度。

从大国经济升级的“经验传送带”到技术主权的“压舱石”，从数智价值的“放大器”到产业链协同的“润滑剂”，企业软件对于中国的意义早已超越简单的工具属性——企业软件的发展与中国崛起同频共振。

在这场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跨越中，以用友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头部企业软件厂商，正在这条难而正确的大道上砥砺前行。他们以长期主义的坚守攻克技术难关，以生态合作的赋能助推全行业升级，以自主创新的担当筑牢产业安全，以协同发展的进取激发数智活力——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时代与国家赋予他们的战略使命和责任。